“如果信贷环境依旧如此紧缩,我们的资金来源会受到很大影响,建设地铁简直像是在沙漠里建大厦,太难了。”昆明地铁有限公司投融资部门一位负责人向财新记者表示。
曾为多个地铁项目提供咨询服务的北京大岳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金永祥也对地铁未来的融资问题表示担忧,“地方未来要面临的是不可持续的问题。全国地铁加起来负债1万多亿元,从宏观讲压力很大。”
城市轨道交通是典型的公共品,主要职责在于地方政府。像地铁每公里投资约为4亿-5亿元,一条20公里的地铁线需要投资100亿元左右。
目前从各地的投资情况看,地方政府在项目资本金的出资约占40%-50%,来自财政出资、土地注资等,其他则主要是银行贷款。北京、上海、重庆等少数城市也尝试发行企业债、设备融资租赁、信托、保险债权计划等,但股权多元化的尝试非常少,即使是在这方面尝试最早的北京地铁,也是以政府承诺补贴不亏损为前提而引入的香港地铁,而其他股东则主要是首创、城建集团、中铁电气化局这样的国企参与——毕竟这类机构对回报率要求不高,而真正的机构投资者、民间投资则尚未进入。
2005年北京地铁4号线采用公私合作(PPP)模式,其项目设计概算153亿元,约107亿元的土建工程投资由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京投公司)下属的4号线公司来完成;在约46亿元的机电设备(车辆、信号、自动售检票系统等)投资中引入外资,由“港铁-首创联合体”组建的京港地铁公司来完成,其中香港地铁占49%的股份。
京投公司一位参与项目融资的人士向财新记者表示,北京市做了许多积极尝试,但这一经验难以向全国推广。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缺少社会资本进入的财务模型和投融资方式,缺少一整套科学合理可操作的模式,公共事业往往是亏损的,但社会资本要追求利润,如果对回报没有明确的模式,社会资本就无法追求自己的利益。”
北京未来五年的地铁总投资为1677亿元,资金压力仍然很大。目前京投公司已经实现了多家子公司的股权多元化——但这并非真正社会化的股权多元——京投公司自身在6、7、8、14、15号线及大兴、房山、亦庄、昌平这些线路的股权比例降至20%-39%,甚至低于10%,其余股份由北京市及区县政府联手投入。北京市政府每年向京投公司出资100亿元,此外还有132亿元是15个区县出,但由于区县财政收入有限,资本金到位情况欠佳。
北京采取按人次而非里程计算的2元固定票价,每年政府补贴力度很大。北京市政府承诺,2008年-2015年每年100亿元专项建设资金,2016年-2035年每年安排60亿-100亿元用于还本付息。但是从2007年动工的9号线进展缓慢等迹象看,资金压力犹存。让业内担忧的是,今年北京土地出让金或降两成,对政府投资会产生影响。
一般来讲,票价的支持只能占全部地铁投资的10%—30%,其他主要靠土地出让收益支持。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监测,今年1月-11月主要城市的土地出让金下降10%-20%,而南京、无锡的降幅则达到32%、38%。
目前,北京、上海、深圳等地铁公司主要的市场化融资方式是发债,而发债需要满足一定的盈利条件,京投公司的收益则主要来自其收购的银泰地产,此外各家公司也都要靠政府补贴来弥补运营亏损,目前全国只有极少数地铁线能靠自身运营盈利。
业内人士分析,相对于轻轨,地方政府更青睐于地铁,主要原因还是地铁不占用地,但现在房地产市场萎靡,很多地方出现土地流拍,地方政府资金更加紧张。而捆绑土地的“香港模式”在内地也难以成功,因为香港从设计之初就有捆绑发展的规划,而内地的地铁要通过已经建好的繁华地带,未开发的土地极少且拆迁成本昂贵,即使是环城的新线,沿线土地开发也有利益划分问题,谁愿意让地铁公司来主导土地出让呢?即使地铁公司做一级开发,也要自己融资来解决拆迁的资金问题。
国家开发银行(下称国开行)对地铁公司贷款最早、规模最大。截至2010年3月底,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累计承诺中长期贷款3450亿元,表外贷款1350亿元,共涉及23个城市的60多个项目。国开行贷款评审委员会一位专家对财新记者表示:“这两年地铁贷款增长比较快。考虑到未来地面交通的拥挤程度,地铁需要建设,但地方要有财政实力才行,要量力而行,运量和资金要平衡。北京财政收入以每年20%-30%的速度增长,对地铁运行的补贴还可以持续,其他城市不一定能达到。一窝蜂上项目就一定会出问题。”
国开行湖北分行的一位副行长坦承,今年受制于宏观调控,资金有点跟不上,所以现在放缓审批速度,开工速度也在减缓。前几年开工项目不少,明年如果对地铁项目没有定量宽松政策,资金还是会跟不上。但地铁还是地方政府最大的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项目,排在地方建设清单的前列,是资金必须首先保证的项目。
国开行也提出地铁运营管理的问题,地铁独家经营,条块分割,缺少竞争,不利于运营效率和服务水平的提高。应建立专业化经营团队,开放相关运营服务市场,形成专业化经营和适度竞争格局。
而一位熟悉地铁融资的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对城轨融资市场化的重视程度和政府政策息息相关。2001年前后流动性紧张,政府主动性比较强,积极寻找市场化方案,而此后三四年,流动性变得充裕,贷款容易且成本低,政府对市场化融资的考虑就少了——城轨融资始终没有解决机制问题。